後海嘯時代

金融海嘯大紀事

時間	事件
2008/9/15	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
2008/10/03	美國會通過7,000億美元金融紓困案
2008/10/08	全球六大央行聯手降息
2008/11/20	冰島獲逾100億美元紓困
2008/11/25	Fed推1.52兆美元的QE1
2008/11/25	Fed降息至0-0.25%
2009/02/13	美國會通過7,870億美元經濟振興方案
2010/05/02	希臘獲1,100億歐元紓困
2010/07/15	美國會通過金融改革法案
2010/11/03	Fed推6,000億美元的QE2
2010/11/28	愛爾蘭獲850億歐元紓困
2011/05/03	葡萄牙獲780億歐元紓困
2011/7/21	希臘獲第二輪紓困
2011/09/21	Fed推4,000億美元扭轉操作
2012/09/06	ECB宣佈無限量購買歐債計劃
2012/09/13	Fed推QE3

後海嘯時代／全球大撙節 養出低成長夢魘

編譯湯淑君

四年前的此時，美國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倒閉掀起的金融海嘯席捲全世界，全球經濟墜入衰退深淵。如今美國經濟雖走出谷底，成長依舊步履蹣跚，歐洲更面臨「失落的十年」。

在金融海嘯起源地的美國，經濟衰退於2009年6月宣告結束，最近美股道瓊與標普500指數已重返四年前的高點，房價也止跌回穩。然而，經濟榮景卻遲遲未恢復，今年一、二季的成長率僅2%和1.7%，失業率仍盤旋在8%以上。

歐洲情況更糟，除德國外，歐洲大型經濟體的產值都尚未恢復至2008年初(美國次貸危機發生之前)的水準。主權債務危機陰影揮之不去，迫使各國紛紛削減支出，經濟學家憂心歐洲經濟未來十年停滯不前。以往每逢遭遇衰退，全球經濟通常都能迅速復元，一如2000 年科技泡沫化及2001年911恐怖攻擊事件過後。但這回情況不同，四年過去了，全球經濟仍未能從2008年金融海嘯的後遺症脫困。

原因在於：債台高築。美國民眾在金融危機前累積龐大債務，需要多年的時間償還；當前歐洲遭遇的主權債務違約危機，也需要多年的時間收拾善後。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能做的有限。美歐政府都承受撙節支出、削減赤字的壓力，限縮了推出新財政刺激措施的空間。歐美央行祭出一波波貨幣寬鬆措施，資產價格是上漲了，但提振經濟與創造就業機會的效力卻遞減。

政府與人民開始認清現實：過去15年世人習以為常的經濟榮景，恐怕已一去不復返。

雷曼風暴無疑是一記警鐘，喚醒沈醉於泡沫榮景的世人，也戳破許多假象與迷思。美國的經濟擴張，原來是靠史上膨脹得最厲害的房市泡沫撐起的；希臘無須受嚴謹預算赤字規範也能在歐元區與德國共存共榮的想法，原來是幻夢一場；單靠中國、巴西等大型新興經濟體即可驅動全球成長的觀念，原來也是迷思，忽略了超高成長率會隨經濟壯大而更難維繫。

金融海嘯的一大後遺症，是消費者支出變得更謹慎，從美國儲蓄率從衰退前的0%升到4%以上可見一斑。據經濟學家萊因哈特與羅格夫分析，一般家庭歷經金融危機、眼睜睜看著可觀財富蒸發後，很難誘使他們放膽花錢。

這象徵全球進入量入為出的謹慎新時代，雖可降低爆發另一場危機的風險，但支出縮手顯然不利經濟成長，今後低成長夢魘可能揮之不去。

後海嘯時代／財政政策擴張 才能避免衰退

編譯簡國帆

為挽救受金融海嘯重創的全球經濟，各國紛紛祭出財政與貨幣寬鬆措施，同時付出財政赤字迅速攀升的代價，迫使各國在危機稍緩時力行撙節，卻又扼殺了經濟復甦的幼苗，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導致經濟負成長並推升各地失業率。各國為力挽狂瀾，採用規模前所未見的寬鬆措施以安度難關。這些措施大概可分為財政寬鬆、貨幣寬鬆與舒緩企業資金困境的刺激措施等三類。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2009年的全球刺激支出為1.98 兆美元，包括20國集團(G20)在內的32國在2009年的刺激支出約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1.7%，而財政刺激支出占全球GDP的1.4%，方法包括減稅、大舉投資基礎建設與紓困企業等。

IMF的資料顯示，美國2009年財政紓困方案規模高達7,870億美元，居全球之冠，方法為直接注資銀行或勸導企業合併，並明確承諾擔保銀行存款，透過收購不良資產來降低銀行的槓桿比率。

全球央行也積極寬鬆貨幣，先進國家展開一連串降息動作，例如聯準會(Fed)和日本銀行2009年均降息至接近零的水準，新興國家隨後跟進。

Fed還協調全球央行推行換匯措施，紓緩市場的資金壓力，並推出三輪量化寬鬆(QE)和調整資產組合的扭轉操作(Operation Twist)；歐洲央行(ECB)以各種非傳統措施救市，英國央行和日銀也不斷加碼QE。

然而，在金融危機的負面衝擊獲控制後，各國開始承受副作用－財政赤字飆高，尤其歐元區還有成員國體質迴異、卻使用相同貨幣的處境，因此在2010年爆發債務危機後，擔心通膨與預算赤字的舊正統解決方案－財政撙節再度受到青睞。財政緊縮很快取代了財政寬鬆成為主流政策。

歐洲吹起撙節風，陷入債務危機的周邊國家推行嚴苛的緊縮措施，以德國也大砍支出，英國大幅縮減社會福利。美國慘遭標準普爾公司摘除3A頂級信評，加上財政赤字連續第四年突破一兆美元，使政界繃緊神經。

但如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等經濟學家的警告，財政撙節能保持經濟實力，卻無法注入活水。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警告，各國的財政撙節正把全球經濟推向衰退，進而建議重要經濟體當前應推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才能降低財政赤字和公債比率。

後海嘯時代／投資風向轉變 債券吸股市資金

編譯楊宛盼

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投資人的資金流向出現明顯轉變，並且掀起股市基金流入債券基金的空前熱潮，而且未有停歇跡象。

一些全球最大型資產管理公司，包括富達投資(Fidelity)、道富環球投資顧問(SSGA)和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等，都認為這種投資人偏愛債券勝過股票的現象，未來數年都將持續下去。

投資管理公司的經理人發現，自金融危機爆發後，投資文化變得更為保守，人口統計學上的變化在此扮演重要角色。出生在1946年至1964年間的嬰兒潮世代已屆退休年齡，想在暮年時仍有穩定收入，對他們來說，債券是比股票更好的選擇。

美國知名債市觀察家、PIMCO資深債券策略師克雷森茲說：「10年內經歷第二次金融風暴、房價劇跌使財富大幅縮水，投資人更謹慎投資，安全性高的債券便受到青睞。」

根據晨星公司資料，自金融危機到今年七月底止，近一兆美元流入應稅債券型基金，股票基金流出2,220億美元。相較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3年至2006年底期間，股票基金流入5,970億美元，債券基金淨僅流入1,140億美元，地方政府債券淨流出45億美元。即使今年股市的表現輕鬆超越債券，資金仍持續流入債券基金。至8月29日止，標準普爾(S&P)500指數今年已漲12%，超越巴克萊美國綜合債券指數的3.5%。

不過，債券在金融危機後的漲勢確實令人驚艷。和價格走勢相反的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上月跌至1.38%的歷史低點，遠低於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5%。今年處於低谷的公債殖利率，已迫使投資人轉向風險較高的固定收益部門。根據巴克萊銀行資料，垃圾級債券表現亮眼，今年迄今報酬率高達10%左右。

還有許多因素對債市有利。全球成長展望仍籠罩在不確定性下，歐債危機未解，美國明年初可能大砍預算和增稅，都對成長造成威脅，讓投資人維持謹慎。不過，當成長前景好轉時，債券基金的熱潮可能退燒。

道富環球投資顧問投資解決方案集團美國部門主管古爾格強警告，違約、通膨和升息等債券風險目前雖尚未浮現，但未來可能迅速惡化。

後海嘯時代／新興強權 重組經濟版圖

編譯葉亭均

金融危機加速全球經濟實力版圖重組，舊政治權力結構鬆動，新國際秩序逐漸成形。最明顯例證為國際貨幣基金(IMF)在2010年11月同意將約6%投票權從西方國家轉移給開發中國家，以反映新興國家日益壯大的經濟力與影響力。

從歐洲的觀點，「新國際秩序」意味著權力從西方移轉至東方國家，而中、印、巴西等新興強權可能逐漸漠視由美國與歐洲在二戰後為自身優勢所建構的國際規範、法規與機構。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尼伯利特(Robin Niblett)指出，經濟危機實際等同於「西方危機」，西方國家正遭遇成長動力轉弱的問題。美國面臨的是結構性挑戰，例如過去兩年失業率居高不下，停留在約8%的水準，較1990與2000年代高約一倍，反映信用去槓桿的後續效應。許多美國跨國企業在海外創造的工作數量甚於本土，把生產重心放在具良好教育水準且薪資合理的亞洲市場。

國際經濟勢力的重新調整，造成西方對全球策略的影響力減弱。首先，各區域的強權(如中東的土耳其與伊朗，南美的巴西，東南亞的中國，與次沙哈拉的南非)如今透過更有效的方式在區域內發揮影響力，美國在這些地區的影響力相對減弱。原因之一是這些國家的經濟魅力逐漸增強；另一個因素是在布希政府時代美國全球領導力的合法性與信譽均下滑。

其次是，東南亞國協、東亞高峰會、南美國家聯盟、非洲聯盟或上海合作組織等區域性組織也挑戰美國與西方國家的影響力。第三是，全球主要國際機構的影響力也日漸式微，例如聯合國、IMF與WTO。新興國家組織如今遵循一個更獨立的陣線，最明顯的例子是G20取代了西方主導的七大工業國集團(G7)，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世界主要論壇。

不過在西方經濟危機中期，很容易就高估新興國家的權力強度，尤其是新興國家仍面臨國內諸多挑戰。新興國家挑戰現行國際秩序的終極限制是，他們在全球經濟體系中依舊仰賴西方國家扮演潤滑功能，才能達成本身的經濟成功與政治穩定，例如仰賴歐美做為貿易市場、仰賴日本做為外國直接投資來源，這些都意味著新興國家的崛起取決於他們與西方世界的互賴關係。

【2012/09/16 經濟日報】